院长沉了声调：“大夫已经和你说了，你爷爷就算活过来，也只能是个植物人。”
我的心仿佛被石头绑住，沉入深海。
良久，我用自己都快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“我只要个公道。”
院长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块朽木一样，摇头离去。
我看着爷爷的病例和核磁报告。
大脑已经被撞得移位。
可肇事司机，却只因上头有人，就可以逍遥法外。
一想到这，嗓子眼就和堵了块湿棉花一样，上不来气。
爷爷明明推车走在人行横道上，在绿灯下前行。
肇事司机，不光闯红灯，还超速。
为什么到最后，却要我们认怂？
我将脸紧紧贴在ICU的门玻璃上，看着里头的爷爷，因为痛苦而不停颤抖。
想起小时候，我经常问爷爷。
“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回来看宁宁？”
爷爷总会变出一根棒棒糖：“爸爸妈妈在前线守护祖国，祖国守护好了，宁宁和小朋友们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啊。”
我不依，红了眼圈：“可是宁宁也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啊。”
这时，爷爷就会将我搂在怀里，拿出一张爸爸妈妈的合影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安慰我：
“宁宁不哭，爷爷也想宁宁的爸爸妈妈，可是祖国需要他们的守护。”
“没有他们的牺牲，哪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呢？等宁宁再长大些，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了。”
可我等啊等，等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最后却只等来了，军区叔叔们送来的功勋匾和功勋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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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，首长叔叔将功勋章交给爷爷后，爷爷便将它们交给了我，眼眶通红：
“宁宁，爸爸妈妈终于回来陪你了。”
“以后，只要功勋章在身边，就是爸爸妈妈在身边。
我似懂非懂，天天把勋章别在书包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