幼保健院的档案库，该编号对应的胎儿性别栏上，明晃晃地写着：双胎女婴。
法院终审判决那天，我穿着染过婆婆血迹的白衬衫出庭。
陈辉的艾滋检测报告当庭传阅，阳性结果引起一片惊呼声。
“我要申请强制执行。”
我把拆迁办的红头文件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，“林家老宅的宅基证，可是三十年前县长亲批的呢。”
陈辉突然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挣开法警扑来，溃烂的牙床喷出血沫：“毒妇！
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“活着都斗不过我，”我擦掉脸上的血点，“死了又能怎样？”
法槌落下时，初春的太阳正穿过法院的彩玻璃。
我抱着多多走出旋转门，拆迁队的挖掘机已经把陈辉舅舅的灵堂给碾过了。
碎砖堆里露出半截族谱，写满“招娣盼娣”的纸页在风中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。
手机突然响起新邮件提示，匿名账号发来孕检视频。
十八岁的我躺着 B 超床上，陈辉贴着门缝问医生：“是男是女？”
“才七周看不准啦，”医生指着屏幕，“不过孕囊形状好像……”视频突然就停了。
我把手机扔进拆迁队的篝火里，多多的银镯子在火光中闪闪发光。
镯子内侧刻着的“一诺”，是我趁婆婆咽气前，抓着她的手亲自烙上去的哟。
（终章）后记：三个月后，林家老宅原址建起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。
奠基仪式上，我捐出全部赔偿金。
陈辉死在艾滋病监区那晚，多多第一次喊出“妈妈”。
那些没来得及焚烧的秘密，终将在阳光下化成护花的春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