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车的南下青年，空气里混杂着汗水和廉价香烟的味道。
有人拿着小广告在人群里穿梭，大声喊着：“工厂招人！
包吃包住！
工资四十块起！”
我站在人群里，捏着兜里仅剩的十块钱，四周望了一圈，突然有些茫然。
这是深圳，所有人都在寻找机会，所有人都想改变命运，可我连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。
我没敢去车站附近的旅馆，拖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，沿着街道走了很久，最终在一家人力市场门口停下。
里面是拥挤嘈杂的人群，皮肤晒得黝黑的男人们围着一块黑板，仔细看着上面手写的招工启事——“电子厂招普工，男工40，女工35，包吃住，计件制，月薪50-80。”
“建筑工地急招泥瓦工，日薪5块，供饭。”
“外资厂招流水线工人，学徒期30，转正70，英语优先。”
<我的目光停在最后一行。
——外资厂。
那是深圳最赚钱的地方。
2两天后，我正式成为了一家港资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。
工厂坐落在蛇口工业区，厂房宽大而整齐，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，在长长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
我的工作是组装录音机的外壳，每天站十个小时，装配上千个零件，手指经常被尖锐的塑料划破，疼得钻心。
可我不在乎。
每天晚上十点下班，我会多留一个小时，站在技术员旁边，偷偷看他们调整机器；周末别人睡懒觉，我去仓库帮忙，顺便记住所有零件的编号和用途。
我没念完大学，但我知道，机会不会凭空落下来，我只能自己去抢。
三个月后，组长叫我去办公室。
“林浩然，你做事很踏实，我推荐你去设备组。”
设备组是工厂的“精英”部门，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一倍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口，看着远处霓虹灯闪烁的高楼，心跳得飞快。
深圳这座城市，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
31986年，我升任组长，工资涨到了150块，够寄钱回家，也够让我在城中村租间单人房。
我买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录音机，晚上躺在床上，听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，想起江南的夜色和苏婉清的眼睛。
她现在在哪里呢？
是不是已经嫁人了？
有时候，我会写一封信，塞进信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