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点点头，指尖划过露台石栏上的弹痕，那里不知被谁刻了句“斯大林与我们同在”。是的，此刻的我，不再是阿列克谢·西多罗夫，不再是伊万·彼得罗夫，而是与列宁格勒的每块砖、每滴血、每道目光融为一体的约瑟夫·斯大林。这种蜕变，不是伪装的成熟，而是在人民的苦难与坚韧中，真正理解了领袖的含义——不是站在高处指挥，而是跪在地上，与他们共同扛起战争的重量，共同点燃胜利的炉火。
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爬上冬宫的穹顶，楼下的会议室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、地图展开的哗啦声、以及压抑的笑声——那是列宁格勒在计算新的一天，在规划新的战斗，在孕育新的希望。
我知道，这场会议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场更严酷战斗的开始，但有这些把勋章别在弹疤上的战士、把希望绣在绷带里的护士、把未来刻在传单上的孩子，还有什么封锁无法突破，什么寒冬无法融化？
冬宫的炉火，正在每个苏维埃人的胸膛里燃烧，而我，只是这炉火中飞溅的一粒火星，有幸与千万星火共同闪耀，照亮列宁格勒的黎明，照亮整个苏维埃的未来。
冻土埋雷三尺霜，炮口吞冰作口粮。
且看弹道熔金处，每寸焦土皆勋章。
1942年1月7日凌晨，冬宫露台的石栏上凝着冰棱，像被巨人啃咬过的糖块。我望着远处普尔科沃高地的方向，那里的探照灯每隔七分钟划过夜空，在雪幕上画出银白的斜线——那是米哈伊尔大尉昨夜在会议上提到的“炮兵呼吸”，每道光束都是高地守军的脉搏。马林科夫的大衣下摆扫过积雪，袖扣的蓝光映在结冰的望远镜筒上：“德军侦察机昨天拍到您的车队，现在三个师正朝高地移动。”他忽然轻笑，“但他们不知道，普尔科沃的每块冻土，都藏着列宁格勒的牙齿。”
吉斯-150卡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启程，叶莲娜换了副用德军风镜改装的护目镜，镜片上呵出的白气很快结成冰花：“昨夜‘祖母炮台’的伊万大叔又击毁一辆装甲车，他说炮管热得能煎土豆，可惜没有油。”车轮碾过结冰的弹坑时，驾驶室顶棚的风铃（用德军狗牌改的）发出细碎的响，混着车载电台的杂音——那是列宁格勒电台在播放《神圣的战争》，信号被炮火干扰得断断续续。
接近高地时，东方泛起蟹壳青，战壕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最先看见的是“少年先锋队”的岗哨，十五岁的安德留沙抱着比他还高的步枪，棉袄上别着用弹壳做的哨子：“斯大林同志，”他敬礼时枪管戳进雪地，“娜杰日达姐姐说，观测点的潜望镜今早冻住了，他们正在用体温焐热镜片。”他的脖子上挂着串子弹项链，每颗弹头都刻着“杀法西斯”，“这是妈妈给我刻的，她在‘红十月’工厂造炮弹，说等我满十六岁就教我开炮。”
掩蔽部里的煤油灯亮如豆，米哈伊尔大尉正在地图上标注新的炮位，笔尖划过“死亡谷”时顿了顿：“凌晨三点，妇女运输队用雪橇送来了十二箱迫击炮弹，”他指了指墙角用油布盖着的箱子，“您猜怎么运的？把炮弹藏在婴儿床的被褥里，德军巡逻队以为是撤离的平民。”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蓝线，“这些路线图，是卡佳和她的‘小战士’们用弹壳摆出来的，每颗弹壳间隔两米，刚好避开德军的地雷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