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，贝利亚带来NKVD的最新情报：“德军总参谋部内部流传着笑话，”他的声音罕见地带着笑意，“说‘元首的作战室，是用啤酒杯和油画笔布置的’。”我点头，想起在捷尔任斯基工厂看见的场景：老技工们在炮弹上刻漫画，希特勒的小胡子被画成麦田里的杂草。
“让我们的宣传员，”我指向正在播音的战地喇叭，“把这些德军笑话编成顺口溜，用喀秋莎的发射频率广播——让希特勒知道，他兼任的不是陆军总司令，而是苏联工人的锻造砧。”
深夜，朱可夫送来希特勒的最新手令，命令德军“战至最后一人”：“他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，”朱可夫的烟斗在地图上划出死亡弧线，“当年拿破仑也是在莫斯科近郊，亲自指挥了最后一场败仗。”
“但我们比1812年多了些东西，”我摸着地图上星罗棋布的工厂标记，“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，正在给每发炮弹刻上‘希特勒去死’的德语——这些带着体温的钢铁，会让独裁者明白，工农的铁锤，比任何元帅杖都更有分量。”
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午夜，我站在地图前，看着叶列茨方向的红色箭头深深插入德军防线。那里的铁路枢纽已被收复，工人们正在用德军的铁轨铺设临时站台，枕木上的弹孔，成了最好的防滑纹。
贝利亚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，他递来的密报里夹着张照片：希特勒在大本营咆哮的新闻纪录片截图，背景里的东线地图被撕成碎片。“内务部的画家，”贝利亚难得地露出谄媚，“正在把这张照片改成讽刺漫画，标题是‘裱糊匠的最后一块墙纸’。”
“让画家在角落加束麦穗，”我指着照片上希特勒颤抖的手指，“告诉所有人，哪怕独裁者撕烂地图，冻土下的麦种，也会在他的靴底发芽。”
凌晨，我独自巡视地下工厂，捷尔任斯基的工人们正在夜班赶制刺刀。一位年轻女工突然抬头，她的围裙上绣着“希特勒是个挤奶工”的字样——那是用缴获的德军军旗改制的。“斯大林同志，”她举起刚磨好的刺刀，刀身映着她疲惫的笑脸，“我给这把刀起名叫‘啤酒馆之耻’。”
“好名字，”我摸了摸刀刃，冷光映出后颈的伤疤，“等它插进法西斯的心脏，记得在刀柄刻上你的名字——历史会记住，是谁用青春锻造了胜利。”女工重重点头，转身时围裙上的“挤奶工”三个字在灯光下跳跃，像极了集体农庄里追逐麻雀的少女。
返回指挥所的路上，经过临时关押德军俘虏的地窖。透过铁栏，我听见几个下级军官在嘀咕：“元首兼任总司令？他连战壕的臭都没闻过！布劳希奇的地图上还有等高线，元首的地图上只有‘进攻’两个字……”
我停下脚步，对警卫员说：“给他们每人发张纸，”声音盖过地窖的潮气，“让这些先生们画一画，希特勒的作战室里，啤酒杯该摆在东线还是西线。”俘虏们的惊呼声中，我知道，当独裁者脱下军装换上元帅服，他的士兵们，早已在冻土的严寒中，看穿了皇帝的新衣。
当第一颗信号弹在叶列茨上空炸开，我站在通风口前，看着探照灯的光束扫过德军阵地。那里的战壕里，偶尔传来用德语骂希特勒的声音，混着苏军的劝降广播，像极了集体农庄的夏夜，野狼的嚎叫终会被黎明的鸡啼取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