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，过去半年内，她多次秘密会见廖氏的CEO廖明。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她之前还有过两起类似的“受害”经历，都是针对商业对手，但都在庭外和解了。
这些信息给了我一个清晰的方向。
苏媛不是单纯的“受害者”，而是一个精于心计的操纵者，她利用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同情和保护，精准地打击她的目标。
而我，只是她的又一个猎物。
但这一次，她遇到了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对手。
我开始有条不紊地收集证据：酒会当晚的完整监控视频（显示她多次主动接近我）、她与廖氏集团的秘密会面记录、她过去的“受害”案例分析、我们在房间内的完整对话录音（她明确表示想谈合作，并暗示可以“私下解决”）。
同时，我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法庭batalla做准备。
我聘请了国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，不惜重金。
前世的我因为经济压力和精神崩溃，只能依靠一个经验不足的公派律师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但我知道，光靠法律手段是不够的。
在公众已经被舆论引导的情况下，我需要改变外部环境，扭转不利局面。
3 舆论逆转之战案件正式进入法律程序的第三周，我的计划开始实施。
首先，我通过一个匿名账户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经过处理的录音，内容是苏媛与某人讨论如何“搞定陈景”的对话。
录音经过了技术处理，确保无法追踪来源，但足够真实以引发质疑。
<紧接着，我联系了几家与廖氏集团有竞争关系的媒体，提供了苏媛过去的“受害史”和她与廖明的密会证据，暗示这可能是一场商业陷阱。
这些媒体抓住机会，开始发表质疑苏媛的报道。
舆论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。
网络上，原本一边倒的声讨变成了两派争论。
支持我的声音仍然微弱，但至少不再是一片谴责。
苏媛很快注意到了这一变化。
她紧急召开记者会，泪流满面地重申自己是受害者，并指责这些质疑声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这一招在前世非常有效，但这一次，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。
记者会结束后不久，网上流出了一段苏媛在后台与助理的对话视频，她正在擦干眼泪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效果怎么样？
够可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