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没说完，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发誓：“您老说啥是啥，您老才是言灵，这事儿便这么说定了。”
父亲检查了剩下的缝口绳，算起来还够用三次，一个半月的时间。
母亲下葬后，三老爷回了家，说是要趁着还有能钳制我的东西，先回去准备一些家伙事儿，过段时间就搬来我家住，以防我有什么异动。
他走前在院门上挂了一块破红布，权当招牌。
自那以后，来往我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但都是来打听规矩的，并没有一个人真正拿出钱来求我赐言。
父亲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差，连看到弟弟时都很少有笑容了，只是对我看得愈发紧了，晚上睡觉时甚至还要把我绑起来。
直到有一天，李婶找上门来。她一进门便 “扑通” 一声跪在父亲面前，哭诉道：“我老汉在工地摔得可狠了，人进了 ICU，那钱花得像流水一样，求你让地来刺个话，把我老汉救活啊。” 说着，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红本，要塞给父亲，“我家就剩这点钱了，都给您，要是不够，我打欠条。”
父亲接过红本看了一眼，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，说道：“够开张生意了，给你打个折。”
他把我叫过来，仔细叮嘱我该说的话，又恶狠狠地威胁了我几句，这才挑开我的缝口绳。
李婶第一次正眼瞧我，立刻不停地磕头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严玲姑奶奶赐下话来吧。”
我心中觉得好笑，却依然板着脸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家老汉会身体健康，尽快出院。”
李婶听了，又哐哐磕头，赌咒发誓地说她老汉出院后一定会来亲自道谢。
我在心里默默感谢她，因为她那大嗓门正好掩盖了我心中的真心话，父亲并没有听到。
父亲并不在乎什么上门道谢，他只关心存折密码。
李婶小声嘟囔了一串数字，父亲听不清楚，提高音量追问了好几次，李婶无奈，只好把密码写在地上。
送走李婶后，父亲笑嘻嘻地给我缝嘴。
